湯博   生態環境部核電安全監管司司長

1984~1987年，在核工業部秦山核電廠主控室工作。1987~1989年，在清華大學核能研究院攻讀反應堆熱工與安全專業碩士研究生。1989~2010年，在生態環境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原國家科委核安全中心、環境保護總局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工作，歷任室副主任、室主任、副總工程師、中心副主任、中心副主任兼總工程師。2010年，任環境保護部核安全監管司副司長。2015年任現職。

曾先后主持或組織秦山核電廠、大亞灣核電廠、嶺澳核電廠、秦山二期核電廠、田灣核電廠、三門核電廠、海陽核電廠、臺山核電廠、石島灣高溫氣冷堆示范工程、大型先進壓水堆示范工程、華龍一號核電工程等多項國家重大工程的安全審評、調試監督和運行安全監管工作。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才。秦山二期核電廠核安全研究獲部級二等獎，第一獲獎人。曾發表各類學術論文數十篇。

北京東安門大街82號(圖片來自網絡)

北京東安門大街82號，一座散發著共和國初代建筑榮光的小樓，靜靜佇立在城市中心繁華的王府井商圈內，頗有些鬧中取靜的意味。記者敲門進入四樓一間小而明亮的辦公室，生態環境部核電安全監管司司長湯搏起身迎接。屋內，與簡單到有些樸素的辦公桌椅相映襯的，是書柜里擺放的多到快要“溢”出來的專業書籍和桌子上高高堆起、貼著各色便簽的一摞摞資料。幫忙給中文翻譯版校核的《Safe Enough?》原版書也躺在辦公桌面上，隨時等待著湯搏的翻閱。喜愛看書、專家型官員，來之前外界的這些評價，讓記者有了初步的具象認識。

自1989年進入國家核安全局北京核安全中心(現更名為生態環境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工作，湯搏從基層做起，30多年來一路參與和見證了我國核安全監管從無到有，從最初的追溯審評到完整、系統化的審查，從學習、探索到越來越規范的發展歷程。浸潤其中，實踐、交流、學習、合作，加之出于自身興趣的研究、思索，湯搏認為，在著力構建規范完善的現代化核安全監管體系的同時，看似嚴謹枯燥的監管工作也要有“星辰大海般”的夢想，努力向更廣的范圍、更深的程度和更有效的方向去發展，方能使我國的核電安全真正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兩個多小時，徐徐講述中，這位專業核安全從業者的慎思明辨和真知灼見，猶如一幅由遠及近的畫面，漸漸變得聚焦而清晰。

從一開始就建立起符合國際主流的安全標準

立足今日回望過去，湯搏認為，伴隨我國核電建設的正式起步、發軔于上世紀80年代的核電安全監管，始終保持著“與國際接軌”的主基調。

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能源重組法》，撤銷同時承擔核能產業發展職能與核安全監管職能的原子能委員會，設立核管理委員會(NRC)和能源研究與開發署，原子能委員會的職能也一分為二，由兩個機構分別負責。美國核能發展史上的這件里程碑事件，一項重大意義就在于保證了核安全監管的獨立性，從而增強了核安全監管的客觀性和公眾對核安全監管的信心與支持。

十年之后，出于同樣的考慮，在我國民用核能發展之初，就成立了獨立于負責核能發展部門——核工業部之外的國家核安全局。

而將“與國際接軌”的理念落實到具體的監管工作中，就是在核安全法規和標準的建立和監管方式上一開始就借鑒國際主流和核電先進國家的經驗。

例子比比皆是。

縱深防御、多道屏障……這些如今看來“教科書般”的核安全理念，卻并非在誕生之初就與各國核電安全緊密相連，并得到世界的公認。

2000年初，通過海運從俄羅斯運達我國江蘇省連云港區、供田灣核電站使用的蒸汽發生器，在海上漂泊的數月時間里，白天受熱膨脹、夜晚降溫冷縮，使大量鹽分進入蒸汽發生器內部。在核電廠裝料前進行無損檢測時，發現蒸汽發生器許多傳熱管產生了應力腐蝕。

由于田灣核電站采用的是俄羅斯VVER機型，從設備制造到核電站建設，大多遵循的也是俄羅斯本國的標準，俄方認為這些發生了應力腐蝕但并未泄漏的傳熱管，不需要采取處理措施。

這樣的理由未能說服國家核安全局。審查時，他們借鑒國際標準，要求申請方對腐蝕產生的裂紋等缺陷可能造成的安全影響，進行詳細的計算和評價，并確定堵管準則。最終對發生應力腐蝕的幾百根傳熱管進行了預防性堵管，保證了核電站的安全。

“當時，俄羅斯的標準有許多方面都與國際主流標準有差異，蒸汽發生器傳熱管只是我們在審查時需要解決的眾多問題中的一個例子而已。”湯搏表示。

田灣核電站

從秦山一期，到大亞灣核電站，再到秦山二期、秦山三期、嶺澳核電站……從法國M310技術，到美國AP1000技術，到俄羅斯VVER技術，再到我國自主“華龍一號”技術……30多年的實踐，各種核電技術和堆型的歷練與考驗，我國鍛煉出一支經驗比較豐富、具有較高業務能力的核電安全監管隊伍，并在充分借鑒參考國際原子能機構和其他核電先進國家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套適合我國國情并與國際接軌的“四位一體”(許可、審評、監督、執法)的核與輻射安全監管體系。

對于當初選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湯搏客觀而公正地評價道，“相比于美國等其他核電大國，我國核安全監管事業起步較晚，充分吸收和借鑒國際成熟經驗，確保了這項工作具有較好的后發優勢，讓我們從一開始就建立起接軌國際主流的核安全標準。如果自己從頭摸索，這個過程恐怕十分漫長，而且受限于我國的科技基礎和工業實力等諸多因素，恐怕水平也不會很高。所以，至今我們也未能建立起一套完全自主的安全規范體系。但總而言之，是利大于弊的。”

過程比結論更重要

翻看2019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的核安全》白皮書，誠如湯搏所言，在“理性、協調、并進”這一國家核安全觀的指引下，我國核安全監管體系和機制建設碩果累累。構建了相對系統完善的核安全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相銜接，法規要求和技術標準相補充，中央和地方相結合的法規標準體系，實現了核能開發利用安全監管全覆蓋，為依法治核夯實了基礎。

監管的內容和手段也越來越全面，核電安全監管包括核設施安全許可證制度、核安全監督制度和核安全報告制度，并通過技術審評、技術驗證、行政許可、現場監督等，對許可證持有者的核安全活動實施全鏈條、全過程、全天候的監督管理。……

嚴格而完備的體制機制支撐下，現實工作中需要克服的困難卻依然存在。

“以田灣核電站為例，它的蒸汽發生器傳熱管采用的是不銹鋼的材質，而我們的審查標準主要針對鎳基合金。材質不一樣，需要的判斷可能就不一樣。產生的疑問是非常多的，這個過程中的爭論也是非常多的。”這樣的困境，對于從1989年進入當時的核安全中心工作就從事審評工作的湯搏而言，體會深切。

湯搏表示：“因為我們不了解制定要求時的技術背景，不了解它的形成過程，所以在運用時，無法準確判斷它的適用性，有時候只能是機械執行和照搬。”

走出困境，世界主流核安全理念和核安全要求的創立者——美國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樣板。

放在湯搏案邊的《Safe Enough?》一書，是美國NRC推出的核安全走向風險監管的簡史，該書的作者是一位歷史學家，在撰寫該書時，以記錄歷史的口吻和角度，全景式、詳盡地描述了美國核安全監管從3D(即確定論、縱深防御和設計基準事故)向風險指引的整個變化過程。從3D概念的誕生，到其存在的問題和遇到的挑戰，再到如何確定“足夠安全”，在這個過程中都存在哪些爭論，如何一步步走到風險指引型監管，都用大量史料做了詳細的介紹。

湯搏在為其中文翻譯版作的序中寫道：“美國的核安全理念也不是在核能誕生之初就完備的，而是在其核能的發展過程中，面對不斷遇到的新問題，在辯論、經常是激烈的爭論中逐漸建立和發展的，而且這個過程在未來仍然會持續。”

一言以概之，記錄過程可能比記錄結果更重要。

此外，湯搏認為，建立規范化的培訓體系同樣至關重要。

“雖然我國核電安全監管工作起步較高，形成了許多很好的經驗做法，但很多方面卻沒有固化下來。美國通常會將爭論的過程、過程中有哪些觀點等都記錄下來。借鑒美國這一做法，我們也需要吸納一些歷史學家進入核行業，從記錄歷史的角度和思維，固化下我們的過程以及爭論，并將這些加入我們對相關人員的培訓中，這樣才能讓從業人員真正地理解這些要求，并準確地執行。不然，我們會發現，幾十年后，從事核安全監管的人員討論的仍然是幾十年前的老問題，進步是非常緩慢的。”湯搏一再強調。

絕對安全?足夠安全?

核技術的神秘性和抽象性使得核安全問題愈加復雜，因為人們看待它，不僅僅依賴“客觀證據”，更是包含著世界觀、價值觀和倫理觀等主觀因素，更進一步說，涉及到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方式。所以核安全監管也不可能緊緊依據技術因素，必然包括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的考量。

湯搏說道：“為什么說核安全復雜，我舉個例子。我們一講到核，首先想到投放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在清華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有個教授講到一個很有意思的心理學上的說法，叫錨定思維。一開始某個事情給我印象非常深，那么我不管什么事情都往這個方面想，這就是錨定思維的表現。原子彈使我們很多人對核能形成一種錨定思維。”

近些年，通過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從安全的本質到核安全的尺度等一系列問題，湯搏有著自己的認識。

“世界是一個概率的世界，不存在絕對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絕對安全是不存在的。”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就是“你永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個會先到來。”

安全既然是個相對的概念，當衡量一件事情的安全水平時，要對安全設定一個尺度。“我經常看有人在爭論核電是否安全，我發現很多爭論沒有意義，雞同鴨講，實際上他們是在用各自的尺度來衡量。尺度不一樣，爭論永遠達不成共識。”

“風險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就可以認為是安全的。”安全保障根本上是對于風險的控制，“我們說一件事情是安全的，實際上是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水平。”湯搏告訴記者。

針對核安全來說，設置一個什么樣的風險尺度或風險指標?這個尺度在業界一般被稱作安全目標。

美國NRC提出的核安全目標是：對于核電廠周圍的公眾來說，核電廠的運行不應導致明顯的風險附加。對此，它還給出了兩個(量化)目標，即兩個千分之一目標：對緊鄰核電廠的正常個體成員來說，由于反應堆事故所導致立即死亡的風險不應該超過美國社會成員所面對的其他事故所導致的立即死亡風險總和的千分之一。對核電廠鄰近區域的公眾來說，由于核電廠運行所導致的癌癥死亡風險不應該超過其他原因所導致癌癥死亡風險總和的千分之一。

“沒有達不到的安全，如果想要安全，不計代價的話，多安全都可以達到。但是如果代價花得太高，核電價格社會不能接受，這種安全對核電就是沒有意義的。即便核安全水平提高得非常高，但是對公眾安全水平并沒有帶來太大的改善，但是因此花費的資源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那么我們的核安全目標應該定多少?萬分之一?百分之一?都可以，只要能對這個量化目標達成社會共識就可以。”湯搏表示。

從“know what”向“know how”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國大陸在運核電機組僅有秦山核電站和大亞灣核電站1、2號共3臺，就是改善這僅有的3臺機組的安全性，也讓業界非常“撓頭”。以1993年為例，這一年3臺機組共發生了93起運行事件，而日本當年僅為機組平均<1起/(臺•年)，當時很多業內人士認為，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達到如此良好的運行業績。

然而，30年過去了，我們不僅達到了，還超越了。

再用同樣的數據進行對比，可以看到，現在我國核電站機組平均運行事件數已低于0.5起/(臺•年)，與上世紀90年代初相比，降低了近兩個數量級。

如今，世界公認我國核安全狀況處于國際先進水平。截至2022年3季度末，中核集團旗下參與評價的24臺核電機組WANO(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綜合指數平均98.35分，其中18臺機組滿分，安全績效保持全球先進。

但事實上，評價核安全水平，其復雜性遠遠超出外界獲知的這一兩組數據。

湯搏解釋道，比如，同樣的WANO指數下，我們為確保核安全投入的資源，可能要遠遠多于國際上一些先進的公司。

漳州核電建設現場

這一差距背后的原因很大的程度上是雙方對核電技術理解的差距。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石墨氣冷堆、快堆、重水堆等眾多的技術路線中，美國唯獨選擇了輕水堆作為主力堆型推動建設。對于這條技術路線的種種考量，其實我們探討得非常少，這也導致了我們的理解非常有限。中國核電公司做得非常好的一點就是，它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正在從‘know what’向‘know how’轉變。”

“我國核電發展到今天，擁有了70多臺在運與在建核電機組，從機組數量上看，已經是世界第二核電大國。未來，在“雙碳”目標、環境保護、能源需求下，很可能我們的機組數將達到世界第一。但這些只能支撐我們成為一個核電大國。我們唯有從更廣闊的角度去看待核電，從更深的層次去理解核電，建立領先的核電技術、核安全理念及與其相適應的核安全管理體制和管理要求，才能實現我們成為核電強國的宏偉目標。”

一體兩面，一脈相承。適應核電發展態勢，提高核安全監管能力和水平，實現監管體系現代化，核安全監管同樣迫切需要從“know what”向“know how”轉變。

近年來，核安全局正在積極探索從以確定論為基礎的傳統監管模式向風險指引的先進監管模式轉變，開展“基于性能、風險指引型”先進核安全監管技術的研究,并且已經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效果。

“當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后，中國和許多國家第一反應，都是立即對自己的核電站進行轟轟烈烈的大檢查和改進，但是美國NRC并未要求他們的核電站立即進行相應的改進，因為他們認為搞清楚事故發生的真正原因才是第一要務，他們組織專家對事故原因進行研究，以確保將資源真正投入能有效提高安全的方面。挖掘真正的原因，采取有效的針對措施，這也正是‘基于性能、風險指引’的核心理念，是核安全監管高水平的代表。”湯搏進一步解釋道。“未來，等到時機成熟，我們還希望將已經考慮了很多年的‘利益-代價分析方法’引入我們的工作中。我常跟其他的人說，核安全監管工作是一項嚴謹的工作，但是我們更要經常仰望星空，要有著星辰大海般的夢想，向更高、更深、更廣的方向去探索和發展。”